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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夏季后,高溫的灼燒很容易推動出租車行業迎來又一輪“旺季”,但今年似乎被無限推遲了。在上海某出租車公司的停車場內,每天平均有200輛出租車被“空置”,那些車因為沒有司機而無法上路運營,只能空置著“燒錢”。
如果說,之前這個傳統行業在與互聯網的較量中,只在“抵抗”中傷及毛發,那么這一次,由內部發起的挑戰,卻是在其堅硬表殼上劃出的一道口子,觸及核心。為此,上海預定在6月底出臺的出租車改革方案被迫推遲,但整個行業所需要的遠不止于此。
出租車離職潮一波接一波
上海錦江出租車人力資源部的陳女士在6月,通過網絡招聘平臺發布招聘啟事,每天都要刷新七八次。從啟事的內容看,福利待遇算得上優厚:“統一繳納五金一險、高溫補貼、年終獎安全獎;每位司機每年一次體檢,一次年休假,門急診費用另報銷60%-70%;職工子女考取全日制大學還另發放獎勵……”為了表現誠意,在啟事中還額外多加了一條,“上車即可獎勵2000-3000元”。根據陳女士的說明,這筆錢是最近新增的福利,新招募到的司機只要上路運營,就直接發放2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現金補貼。
但讓她真正犯愁的,并不是招不到人,而是留不住人。在看似高福利待遇的刺激下,每一輪招聘都能招到一批司機,但僅用來填補前一輪離職潮帶來的空缺,不出幾個星期,新一輪的離職潮又會卷土重來。背后是始終都降不下來的“份子錢”。
據了解,現在錦江出租單班車(一個人一個月開一輛車)司機每個月需繳納的承包費用(俗稱“份子錢”)是7800元,這個與Uber、滴滴專車進入市場搶走生意之前的標準相同。始終居高不下的“份子錢”讓司機承擔了市場轉變中的全部壓力。這樣的策略從一開始就注定如今局面。從今年開始,全國出租車行業都面臨出租車司機的大批離職。在上海,大眾、強生、海博、錦江均發布了一輪又一輪的招聘啟事,但除了適當提高福利外,對于關鍵問題,他們始終“無能為力”。
在這個行政干預色彩濃重的行業,想要有所改變艱難異常。司機對“份子錢”的抱怨和不滿,企業很清楚, “這是行業調控決定的,我們的底線是什么都能商量,唯獨‘份子錢’目前降不下來。” 從成本結算領域看,企業所收取的“份子錢”里,30%-40%都是必須要上交政府的固定成本,這也讓企業很難在短期內擅自下調“份子錢”。
最后的“留守”
上海強生出租的馬師傅在行程進行到一半,靦腆地拿出一塊二維碼牌,請車上的年輕乘客幫忙掃一掃。這塊二維碼牌鏈接的是滴滴新推的一號快車App。他有些無奈地搖搖頭,“我們這是在給競爭對手拉生意啊。” 但讓他非做不可的原因是,多一位用戶下載,他的“滴滴司機”賬戶內的“滴米”數值就會增加,據說,“滴米”數值越高,搶到優質單的概率就越高。盡管到目前為止,馬師傅并沒有搶到幾單期待中的優質單,反而要面臨越來越多的客人流失到“專車”隊伍中,但他依然還是在無可奈何中糾結和努力。
炎熱夏天,馬師傅依然穿著一身干凈的白襯衫,帶著白手套。之所以不像周圍年輕的同事那樣改行開專車,他說是因為自己已經過了50歲,不適合像年輕人那樣去“折騰”。但言語中更多透露出的是,身為上海最早一批出租車司機隱約具有的職業榮譽感,“現在行業太亂了,只要有輛車,就能開專車,路也不熟悉,只能靠導航。不像我們那個時候,所有路都要記在腦子里,知道哪些路不堵,哪些路更方便。”對于如今互聯網帶來的專車野蠻生長,他謹慎地認為,缺乏了行業管制,就一定會付出代價,“現在不僅亂開,而且各種人都開始流入專車行業中,太瘋狂了。”
在上海,出租車司機的年齡在不斷創新高,根據錦江出租的數據,大批20-30歲年輕司機的流失,直接將司機隊伍的平均年齡從過去40歲拉升到45歲。
讓人意外的是,這批最終堅守在崗位的 “中老年”司機卻依靠“滴滴打車”打好最后一仗。
在滴滴司機的“搶單”排行榜上,新錦江出租的張師傅始終牢牢占據了日均搶單數量第一的位置。這位年近60歲的司機在滴滴打車排行榜上屢創新高。從開始的排斥到現在的應用自如,張師傅手上備了兩個手機,一個滴滴,一個快的,通過兩個軟件加起來,最高一天能接50單。他的訣竅是只做有補貼的短差,其中光是來自用戶和滴滴的補貼,一天平均在100-200元,占收入的1/3。他搖頭感嘆,他沒有趕上滴滴和快的打架時補貼的最高峰,卻在大家都退出時,撿了漏。曾經周圍也有人勸張師傅去開專車,但他覺得專車不穩定,“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。”
專車司機進退維谷
如今的混亂,更像是黎明前的最后狂歡。
20歲出頭的出租車司機小瓊,在6月初買了一輛比亞迪新能源車,上了滬牌,想在專車市場好好賺一筆。“朋友們都說現在專車也辛苦,但我們干出租時,每天17-18個小時,也是家常便飯,一樣的時間,收入還不翻倍?”
但如今再進專車市場,小瓊發現“并不好混”。 已經連續幾個星期了,他發現,從晚上7點開始, Uber上下單的用戶很多都不接電話,最后還是一位心急的女乘客道出了真相:“我是來替朋友刷單的,你干嘛接單?”他恍然發現,在這個市場中,要賺錢,比開出租復雜得多,做得多和賺得多并不等同。
之前小瓊想過先租車再買車,但租車市場的價格也在不斷水漲船高,一個月接近8000元的租車費,和開出租時的份子錢一樣高。他咬咬牙借了錢,買了車。如今,卻陷入了兩難的局面。一邊是滴滴、Uber的補貼系數越來越低;另一邊是來自政府的夾擊。私家車開專車一不小心就要被抓,罰款1萬元不算,還要面臨停業整頓。在高壓執政下,他不敢去機場,只能在浦東、郊區轉悠。從出租車到“黑車”的身份轉變中, 他不是沒有想過回出租行業,但現在對他來說,回頭和前進都不容易。
原本定于6月底出臺的新一輪上海出租車改革方案中,將提出關于上調本市出租車起步費的相關方案,這意味著出租司機的承包金還將跟著進一步上調。這對于當下“整個行業至少上百輛車空置”的局面無疑雪上加霜。
在失控局面下,目前,已有部分出租車公司出現松動。杭州大眾公司向記者透露,最近,他們開始下調份子錢,降幅在10%-20%。上海錦江則放寬“單班”承包的強制要求,允許“單班”改為“雙班”(兩個司機開一輛車),單個司機的份子錢從每月7800元直接下調到4800元,這對于一批司機而言,意味著變相下調份子錢標準。但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均表示,人員的流失并未得到控制。
一邊是瘋狂野蠻的擴張,一邊是難以控制的離職潮,雙方都面臨各自的失控,一場變革勢在必行,而對于身處這場變革底層的司機而言,他們的需求十分簡單:“我們只想能在穩定環境下,努力地開車,改善生活。”